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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走读小学学校门口，校园安保上岗。
校园保安是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的“关键人物”，在维护全体师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利益，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农村学校，保安队伍存在着人员短缺、素质偏低、管理体制不顺等一系列问题。
人员短缺。目前，基层学校保安人员普遍存在数量不足、人员短缺的问题。以笔者所在的县为例，经公安部门核定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应配保安277名，实际配备保安到位205名。为何缺口这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园保安工资待遇低——800元的工资远低于外出打工或经商所得，因此学校难以招聘到足够数额的校园保安。情急之下，一些学校出现组织教师充当保安角色的现象。
素质偏低。工资待遇低不仅导致校园保安招聘难，还导致招聘到的保安年龄普遍偏大，这些问题在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尤为突出。在笔者所在县的农村学校在岗的205名保安中，60岁以上有178名，而且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冠心病等老年慢性病，反应能力差，文化程度普遍低。这些校园保安，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不到20%。文化程度低导致学校与保安在工作沟通中存在一定障碍，影响了校园安保工作的开展。
管理不畅。在基层，校园保安的招聘和待遇发放归保安公司管理，学校缺少对其“关键”的制约要素，因此在对其管理中存在“政令不畅”“阳奉阴违”等现象，影响了校园安保政策或举措的落实。如，笔者所在县某农村中学的一名保安，在担任学校保卫工作的同时还兼任村干部，迟到或脱岗现象时有发生，学校对其多次进行批评教育，但效果不甚理想。原因就在于学校对保安的工资奖惩和用人处置上缺少主动权。
为此，笔者建议：
首先，提高工资待遇，保证校园保安队伍稳定。基层县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将农村中小学保安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水平，逐步提高校园保安的工资待遇，增强岗位吸引力，使农村学校招聘到在年龄、身体素质和文化程度上更能胜任校园安保工作的保安；
其次，加强管理培训，提升校园保安队伍素质。公安部门要严格校园保安的招录标准，确保校园保安的专业过硬和年富力强，加强校园保安培训，不断提高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对保安公司日常工作的监督管理；
第三，明确主体责任，健全保安队伍管理机制。明确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校园保安管理中的主体监管责任，建立起与保安公司密切配合、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共同做好校园安保工作，保证校园保安工作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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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近日，农业农村部编制了《“ 十四五” 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
《规划》明确，到 2025 年，初步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优化、素质优良、作用凸显，以主体人才为核心、支撑人才和管理服务人才为基础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形成各类人才有效支撑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格局，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队伍规模稳步壮大。到 2025 年，培育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等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10 万人，辐射带动 500 万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发展壮大；农业科研人才量质双升，“ 神农英才” 等领军人才有效增加；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家超过 2000 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 1500 万人，其中 农村创业带头人 100 万人。
—— 结 构 素 质 明 显 优 化 。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要求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支撑保障和示范引领的能力素质全面提升，人才结构和布局更加合理，人才供给更加有效，高层次领军人才比重进一步增加。
——作用发挥更加充分。农业农村人才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等方面技术支撑更加牢固，在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加强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关键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机制环境不断优化。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使用、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人才队伍建设的资源要素投入大幅提高，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和良好氛围进一步巩固。
《规划》明确要求四个方面：
▪️ 壮大主体人才队伍。
▪️ 做强支撑人才队伍。
▪️ 优化管理服务人才队伍。
▪️ 健全人才兴农强农的政策体系。
来源：农业农村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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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锁咽喉何处渡
——觅踪大庆关之一
原创/拜啸霖
追溯家族姓氏渊源，研究被成吉思汗封为“国王”“左万户”，被蒙古民族敬奉为“成吉思汗金肯巴特尔”的先祖木华黎，其“统领伐金，经略中原”时有多次自大庆关渡黄河的记载，虽家乡在大荔，对大庆关知之甚少，遂产生寻觅大庆关踪迹的想法，2020年深秋的周末，与砚岭先生自驾车从西安直驱大荔。出大荔县城，驱车沿大朝路东行，至“沿黄”公路北行十余分钟，路右首有新建的文化公园，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千年古渡——大庆关”。停车寻觅千年大庆关古韵，园中的仿开元古渡铁牛石像，仿佛在诉说着历史，或者在等待着渡河的过客；政绩印痕明显的人工水泥涝池，没有丝毫的美感和意境，显得不伦不类；文化长廊有十余块与黄河有关的诗词、传说和典故，或是历代文人雅士对于黄河的吟咏之辞，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典故，最为熟悉的还是王之涣的那首五言绝句《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行的砚岭先生问：“南边有潼关，北边有龙门关，大庆关与前两个关有什么不同？”我给砚岭先生说，黄河“几”字形轨迹，过了河套地区以东向南而拐，自北向南行至潼关，其间比较有名的古渡有东胜古渡、葭州古渡、吉州古渡、龙门古渡、夏阳古渡、大庆关古渡、潼关古渡（风陵渡、大禹渡、茅津渡）。史籍有许多关于这些古渡的记载，尤其东胜古渡、葭州古渡、大庆关古渡，更是黄河两岸历史上秦晋之间攻守、渡兵的重要军事渡口。蒙元历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前，诏令我的先祖——“左万户”“太师国王”木华黎“统领伐金”“署理中原事务”，无论是《元史》，还是《金史》，都有许多“太师国王”木华黎的部队渡哈喇沐涟河（蒙古语，即黄河）的记载。第一个是东胜州（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以东）渡口，从燕赵之地一路向西，过西京大同府，经东胜州古渡过哈喇沐涟河（即黄河）；第二个是葭州（今陕西佳县一带）渡口，自朔州向南，经神池、岢岚、兴县、临县，一折向西经葭州渡口可进入陕西；第三个吉州渡口，自西京大同府，一路向南，经忻州、太原，至临汾一折向西，经吉州过哈喇沐涟河（即黄河）可进入陕西宜川；第四个是龙门古渡，沿临汾继续向南，经河津渡过龙门古渡进入陕西韩城；第五个是蒲津（大庆关）古渡，沿河津继续向南，经万荣、临猗，经蒲津古渡（即河东古渡）进入陕西同州（河西地区，今陕西大荔县）；第六个是潼关古渡（风陵渡、大禹渡、茅津渡），沿蒲州继续向南，经解州，过函谷关，向西经潼关古渡过哈喇沐涟河（即黄河）进入关中东大门。从东向西渡河是这几个渡口，从河西向河东渡河，也基本是这几个渡口。蒙古大军进入河西地区的目的，是攻伐金国的关中首府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进入河东地区的目的，是图谋陕西、河南，最终是完颜璟之后金国的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从大规模兵员渡河的可能性、经济性、便捷性衡量，东胜州渡口当时被西夏掌控，木华黎遣使臣稍作通融“借道”，渡河很容易，但从西夏领地向金国“关中”南攻，多为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代价太大；葭州（今陕西佳县一带）渡口的问题，与东胜州渡口基本一样；吉州渡口，虽然河道狭窄，但是离壶口太近，河水深不可测，而且水流湍急，漩涡暗坑凶险，非战事所迫不利于大军渡河；龙门古渡，河道相对较宽，但河水初出秦晋大峡谷的拘禁，水流凶险而强悍，虽是自古以来的要道，但不宜大兵渡河；潼关古渡是关中的东大门，金陕西行省守将完颜合达30万重兵把守，易守难攻；只有大庆关古渡，兵力较弱，河床宽阔平坦，河道狭窄水缓，是大军渡河的最佳地点。蒙金之前历史上大规模渡兵的渡口，也多为大庆关古渡。概因其北的龙门古渡水流湍急，不适大规模渡河；夏阳古渡不在交通要道，只有楚汉相争时韩信用“木罌”（也称“木罌缶”，是用木棍夹住陶罐制成的木筏）渡小规模的“奇兵”，奇袭而活捉魏王豹；其南的赵渡规模较小，风陵渡、大禹渡、茅津渡，南近黄河、洛河、渭河的交汇的“三河口”，虽为陕、晋、豫咽喉要道，但近黄河拐弯处，河道宽漫，地形复杂，一则暗流涌动，水情复杂，二则忌惮关中东大门潼关之雄兵，形诡、水危、兵雄。从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 “太师国王”木华黎统领伐金，到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其去世，蒙金之间在秦、晋之间的战役，大多在葭州古渡和大庆关古渡渡河。《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记载：“（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一月，木华黎率蒙古军西破太原，留兵驻守，又渡过黄河，西攻同州、蒲城（即今山西永济）。”《大荔县志•卷二十五•杂记》记载：“（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年）十一月元兵克同州，节度使李复亨等死之。”《金史•宣宗本纪》记载：“（元光）元年（1222年）十一月丁未元兵循同州，节度使完颜讹可死之。”这些史料都印证，1222年我的先祖“太师国王”木华黎，是从今山西永济渡过黄河越过大庆关的，之后向西南攻打金国的京兆（今西安），后绕道向西攻打凤翔府，为南下汉中，“假宋借道”打通灭金要道。大庆关，在蒙金八年战争期间，是战争双方渡河的重要渡口。黄河东岸号称“四大名楼”鹳雀楼和开元名桥蒲津桥，也是在蒙金战争中毁于战火。2016年游览鹳雀楼展馆时，展板介绍鹳雀楼和蒲津桥毁于蒙古兵战火，展板原文为“金元光元年（1222年），金兵与元兵争夺蒲州，焚楼橹，火照城中”，实则是误解误传。《金史•卷一百二十二•列传第六十•忠义二•侯小叔传》记载：“小叔驻乐李山寨……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石）天应大惊不知所为……死于双市门。小叔烧绝浮桥，抚定其众。”此处记载的“焚楼橹，火照城中”语，与鹳雀楼展馆展板文字完全一致。《元史•卷一一九•列传六•木华黎》从另一面记载了此事：“时中条山贼侯七（即侯小叔）等聚众十余万，伺（蒙古）大兵既西，谋袭河中。石天应遣别将吴权府引兵五百夜出东门，伏两谷间，戒之曰：‘候贼过半，急击之，我出其前，尔攻其后，可克也。’吴权府醉酒失期，天应战死。城陷，贼烧毁庐舍……”此记载可知蒙古守将石天应因别将吴权府醉酒贻误战机，战死捐躯，侯小叔占领河中府后“烧毁庐舍”。 以上两处清楚记载，焚烧鹳雀楼和大庆关浮桥的，是金国河中治中、权元帅府右都监侯小叔，其目的是为了破坏鹳雀楼战时的瞭望侦察功用，阻挡蒙古兵渡黄河。 我给砚岭先生说，“鹳雀楼展馆的结论，不知是随意抄袭别人的结论，还是古汉语水平太差，随意解读历史。”砚岭先生说：“没文化太可怕，不加考证、不负责任地随意解读历史，误导后人更为可怕！” 闲聊中，有人驾车从大庆关文化公园右边的土路去黄河边，我和砚岭先生也跟随前往，祈望在黄河边能看到与大庆关有关的遗址、标志或碑石。
沿着起伏坎坷的乡间土路，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地开车越过防汛堤坝，进入眼帘的是绿格盈盈的红萝卜地，养眼而喜人。有农人正在田地里收获山药，询问大庆关遗址还有多远，竟无一人知晓，满脸的茫然情绪。我和砚岭先生沿着百度导航路线向东而行。砚岭先生问：“大庆关是什么样的关口，很少听说。”我说：“大庆关是古代控制从大荔去往山西、河北，甚至东北的黄河津关。” 砚岭先生又问：“为什么古代会在今天大荔和永济这个位置设立大庆关，而不在北边的合阳、南边的华阴一带？”我从三个方面给砚岭先生作了阐释:从军事地理来说，北边黄河两侧多为黄土台塬，沟壑纵横，土原与河道高低落差较大，通行难度大；南边东有中条山阻隔，西有洛河、渭河环抱；水面不宽，水流缓慢是这一带得天独厚的特点；从物产经济来说，西岸是“天府之国”关中盆地，东岸是“三晋粮仓”晋南盆地；从民俗文化来说，晋南和关中语言、民俗接近。除了以上，一个搞航拍的朋友说，从高空俯瞰关中东部平原和晋南平原，像一只鹰的两翼，黄河西岸大荔赵渡镇一带（古代临晋关的大略位置）的黄河象是鹰的头，控制了头，就控制了鹰。唐玄宗时期的中书令张说在其《临晋渡赞》中曰：“（临晋关）隔秦称寨，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辏”。即大庆关（临晋关）是个关寨合一之地，是关西的要冲之处，河东的聚焦之处。黄河“几”字形轨迹由南北向东的拐弯处，历史上有名的古渡口有风陵渡、大禹渡、茅津渡，要津雄关是赫赫有名的关中东大门潼关。大庆关是仅次于潼关的重要津关，是因水渡之要而生的“要道重关”。大庆关鲜为今人所知，是因为其在明清以后的没落。宋末元初的史学家胡三省认为：“蓋因西有陇关，东游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即大庆关），西南有散关，秦地居其中，故谓之关中。”大庆关在历史上不仅对关中影响巨大，而且是逐鹿中原的战略要津，是以黄河为天堑的关隘，不同于以山势险峻而居的关中其它八个“险隘雄关”。大庆关之名，始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距今已千年以上。“大中祥符”，是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的第三个年号，是个特立独行的年号，其名源自于赵恒伪造的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赵恒是赵光义的第三子，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侄子，初名赵德昌，后改名元休、元侃，其子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人文鼎盛的宋仁宗赵祯。赵恒即位之初，对外也曾亲征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南），击败辽军，对内反腐倡廉，发展经济，将北宋的政治、经济推向鼎盛巅峰，史称“咸平之治”；中后期其热衷于“拜天求道”“伪造天书”“封禅名山”……这些今人可笑举动的背后，赵恒皇帝还是个浪漫的“文艺青年”，给后世留下一句人尽皆知的名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株栗，书中车马多如簇”。其实这一时期留给后世的不仅只有赵恒皇帝的名言，今天的秦腔戏曲中，有一文一武两个人物，是宋真宗赵恒朝的名臣：文臣为戏曲中的“寇老西儿”，是对宋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主战派名相，即今天渭南人熟知的“东府三圣”之一的下邽人寇准；武将为戏曲《杨家将》中忠臣杨六郎的原型——杨延朗，是积极抵抗辽军入侵，保边关安宁的主力将领。“大庆关”之名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三种传说：一说与北宋“普天大庆”赵恒营造的“受命于天，世祚长久”盛世有关；一说与“普天大庆”赵恒伪造的《大中祥符》天书从天而降有关；还有一说是赵恒过临晋关前往山西万荣祭祀地母“后土”，期间龙颜大悦，回京都后给文武百官加薪，特诏允许臣民聚会宴饮三日以示“大庆”，至于赵真祭祀地母“后土”时遇到了什么样的祥瑞之兆，或遇到了什么使其心情愉悦的事件，典籍并无明确的记载。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之前，大庆关或名临晋关，或名蒲坂关、蒲津关、蒲关，实则是因黄河东西两岸地名的不同称呼而已，河东渡口在蒲坂古郡（今山西永济）故称“蒲津关”，河西渡口在临晋县故称“临晋关”，都是因河而雄的“河关”。传说最早从临晋渡黄河的，是商代末期的周文王，其率兵从此东渡黄河，大败耆国（今山西省长治西南一带）。史籍记载从临晋关黄河上连舟架桥渡河的，是500余年后春秋后期秦桓公的小儿子秦后子。《史记•春秋•左传》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后子出晋……造舟于河，自雍及绛”。秦后子赵鍼，是秦桓公赵荣（先秦男子不称姓而称氏，“嬴”虽为秦姓，但只代表部落的名称，氏“赵”才是对外的称呼，故不称嬴荣，而称赵荣）的幼子，秦桓公时，秦后子“封于徴（即北徴，今陕西澄城县西南）、衙（即彭衙，今陕西澄城县西北）”，其奔晋之后，晋平公“封于裴乡（今山西闻喜县一带）”。赵鍼从小备受其父秦桓公的宠爱，父亡后他的同母哥哥秦景公赵石即位，或因谗言诬陷挑拨，或因秦桓公过宠惹忌，母亲怕他被逐或被杀，劝他离开秦国，投奔晋国避难。秦后子在黄河上造舟架浮桥的目的，民间传说为了运送他的上千辆辎重车，史籍记载是为了“运送酬币”。《春秋》记载“秦后子奔晋，享晋侯，雍（今陕西凤翔东南一带）至绛（今山西侯马一带），十里置驿，归取酬币终事八返。”即运送“酬币”的车辆往返了八次。所谓“酬币”，就是秦后子“奔晋”时，给晋平公晋彪所供奉的见面礼。《礼仪注疏•卷二•士冠礼》曰：“饮宾客而从之以财货曰酬”，注释曰：“主人酬宾，当奠酬之节，行之以财货也”，又曰：“天子酬诸侯，诸侯相酬以此玉将币也。”而“酬币之法，尊卑献数多少不同，及其酬币，唯于奠酬之节一行而已。”最早从临晋一带黄河大规模渡兵的，是史称“西戎霸主”的秦穆公。《左传•（晋）文公三年（公元前625年）》记载：“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更为详尽——公元前627年夏四月，秦穆公率军伐郑国，在灭滑国（国都两个，一在“滑”，即今河南睢县一带；一在“费”，即今河南偃师附近）回师的路上，晋军出奇兵从茅津渡（因黄河岸古茅城而名，位于今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城南茅津村，南岸为今河南三门峡会兴镇）自北而南过黄河，大败秦军于殽山，史称“秦晋殽山之战”。公元626年穆公亲征，秦军仍以孟明视为将，率军从临晋渡过黄河后，下令焚毁所有渡船，以示有进无退、誓死必胜的决心，一举攻破了王官城，到了都城郊外，晋襄公四境坚守，不与秦军交战，无奈之下秦军拉着殽山战死者的尸体，从临晋之南的茅津渡过黄河回到秦国。公元前625年春二月，秦穆公命孟明视为将，欲报殽山兵败之仇率军伐晋，又被晋军在彭衙（今山西侯马一带）打败。秦穆公“济河焚舟，誓死而战”从临晋渡黄河并没有桥的记载，应该是舟渡。“临晋渡口”地位的提升和筑关，源于战国初期的军事家吴起，是魏国战略西进的需求。春秋后期，晋国王室衰微，王权被架空，大权由赵、魏、韩、智、范、中行氏“六卿”掌控。“六卿”彼此之间争夺地盘，互相攻伐，此消彼长。到公元前453年，只剩下赵、魏、韩三家依然坚挺强劲。50年后周威烈王默认了赵、魏、韩三家实际控制晋国的现实，封赵、魏、韩为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嗣后，赵、魏、韩与秦、齐、燕、赵进入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魏国与黄河西岸的近邻秦国征伐不断，魏文侯起用吴起时，魏国打过黄河，占领秦国河西城寨，建立河西郡。据《帝王世纪》《竹书纪年》和《史记》的记载，最早在临晋渡口一带设的津关，就称“临晋关”。《史记•魏》记载：“战国初，魏文侯任吴起为将，克河西秦地，筑临晋关，置西河郡。”大荔沙苑一带的民间，至今还在流传魏吴起筑吴城（后称吴起城）、秦“沙捺吴起”的故事。吴起克秦河西的年代，秦国处于“四代乱政”的后秦惠公赵仁时期，士族大夫内斗，王权势微力衰，魏国对秦河西之地觊觎已久。公元前409年，经丞相翟璜举荐，魏文侯魏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打黄河以西的秦国。吴起攻克了秦国的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并筑城，之后一路向南打到洛阴（今陕西大荔县南），向西南打到郑县（今陕西华县）、向北打到郃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攻克大片河西秦地，魏在黄河以西设立西河郡，任吴起为河西郡守。吴起为西河郡守期间改革魏国兵制，创立了闻名史册的“武卒制”，修筑了吴起城和临晋关，以防御秦国的进攻。魏武侯魏击即位后，平民出身的“鬼谷学派”与孔子弟子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的争斗悄然而起，好功名的吴起因与丞相公叔痤争夺权力、功名，受排挤失去魏武侯魏击的重用。吴起弃魏奔楚后，魏国连战连败，无奈将河西地送给了后秦惠王，以示“结盟同好”，秦国在黄河西岸设关据守，仍以县名临晋称关为“临晋关”。自此后，临晋渡不再只是一个连通黄河东西两岸的普通渡口，成为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关隘要津”关口。临晋关的浮桥，政治避难“奔晋”的秦后子赵鍼，为运送给晋平公晋彪的“酬币”，在临晋一带黄河上所架的浮桥，应该是应急、简易、一次性的浮桥。真正称得上像样的浮桥，是奠定了“秦灭六国之基”的秦昭襄王嬴稷。《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桥。”张守节《史记•正义》释：“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嬴稷，就是前几年火爆荧屏的电视剧《芈月传》中宣太后芈八子的儿子，其在位56年，致力为秦国描绘“统一”的宏伟蓝图，远交近攻，倾力征伐，东出秦陇，并击魏楚，取得魏国的河东和南阳，楚国的黔中和都城郢；以鄢郢之战、华阳之战、伊阙之战、长平之战，打残了超级强国齐国，打得准超级强国赵国、楚国也是上气不接下气，攻陷洛邑灭了东周王朝，迁九鼎于咸阳制造统一舆论……而秦国在黄河上架浮桥的“昭襄王五十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白起“长平之战”坑杀二十四万赵国俘虏的年份，也是白起抗命拒绝攻打邯郸，“君臣忌恨”秦昭襄王赐死白起的年份；还是秦昭襄王从一路高歌、攻城略地走向昏招频出、丟城失地的转折年份……有人说，临晋关的设立，以及关上浮桥的建立，既是“秦晋之好”的桥梁，也是“秦晋相争”的扼要。秦穆公为了和晋国搞好关系，娶了晋献公的长女伯姬，又将自己的宗女嫁给在秦为质的太子圉（养马的人），将宗女嫁给在诸侯国四处逃亡避乱的公子重耳，又帮其归晋为君，成就霸业，史称“晋文公”。晋文公在位期间，秦晋和睦相处，留下“秦晋之好”的千古佳话，也留下秦太子渭河边送舅舅重耳，甥舅情深的温情诗意《渭阳》，至今其遗韵还留在大荔人对母亲娘家的称谓里——“渭家”“渭家婆”“渭家爷”。秦国东扩，晋国西进，临晋关都是双方激烈争夺之地。晋文公重耳去世后，“秦晋之好”走到了尽头，文公之子晋襄公“败秦于殽”（即潼关之东的殽山一带），而且俘虏了秦国的三员大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之后双方战事不断，各有胜败，比如史载的“令狐之役”（今山西临猗北）秦军大败，“武城之战”（今渭南华州西）晋军大败，“少梁之战”（今陕西韩城南）秦军大败，“曲沃之战”（今山西闻喜东）晋军大败……秦桓公时，晋国趁秦内乱，合纵伐秦，将秦军一路打回泾河；到秦景公时，晋国甚至一度打到泾河以西地区；直到秦献公时，晋国分裂为魏韩赵三国，秦国才得以再次东扩；至秦惠文君，魏虽将河西之地还给秦国，依然满足不了秦国崛起东扩野心，黄河以东大片土地归入秦国。秦国之所以在“昭襄王五十年”于临晋黄河上架“浮桥”，或许与邯郸久攻不克，魏楚联手援赵有关，或许与魏楚联军乘胜进击河东（进山西省西南地区）有关，或许与赵、魏、楚、韩联军从秦国手中争夺、收复魏国之河东郡、安阳、汾城，赵国之太原郡、皮牢、武安，韩国之上党郡、汝南有关……尤其上党郡、太原郡、河东郡的失去，使秦国的疆域又回到了函谷关以西的态势，这是秦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临晋黄河上架浮桥，正是应对这种军事战略被动，缓解后勤补给压力的需求，因为南边的茅津渡、风陵渡、大禹渡水形复杂、地形险要，北边的夏阳渡不在交通要道，龙门渡距离太远……远古的春秋战国时期，“临晋渡”是因战争的需求而产生的，而且这一时期，黄河西岸的“临晋”战略位置要高于东面的蒲坂，因为这一时期大的战略态势是：秦国一直向东发展。发源于东夷的边陲小部落“秦部落”，是武王周乙“西征”时，被从今天山东的曲阜、费县、范县一带秦人的发源地，西迁到甘陕交界的边陲西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后因某一支系祖先“赵非子”（父大骆）善于养马闻名而获得好运。《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蓄，善养息之”，“周孝王招使主马于汧渭之间（今陕西扶风与眉县之间）”，即“赵非子”替周孝王在今宝鸡千阳县关山牧场一带养马。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养马的秦部落忠心护卫，因拱卫有功被封为诸侯国。此后秦人从甘陇走向关中，先建都于雍（今宝鸡凤翔南），秦孝公嬴驷商鞅变法后迁都咸阳，而“伐灭六国，逐鹿中原，统一华夏”是秦帝国的宏大政治抱负。自魏国后，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均在此地的黄河上连舟建立浮梁，设有辖制渡口的“要津之关”，西汉以前名“临晋关”，汉武帝时常经此过黄河去山西万荣祭祀地亩“后土”，因临晋关位于通往河东蒲坂的津渡，改称“蒲津关”或“蒲坂关”，简称“蒲关”，或沿用临晋关旧称。关名的变化，既有两岸城池地位变化的原因，也有不同的战略需求，除了唐代，大都与战争的需求密切相关。在这些战火烽烟弥漫的临晋关古渡里，我内心深处更为惦念的，还是历史河流两岸那种“落日西风送棹讴，行人无数立沙头”的情景和意象，无论你在干什么，在归途的夕阳下，观看着和自己一样等待渡船的行者，听着摆渡船家一边划船，一边欢快地唱着歌谣……
走到黄河边的防汛景观路上，才真切感受到黄河的风姿和气韵。极目远翘，黄河之水从北面的云天结合处而来，南去的波浪舒缓而优雅，丝毫没有壶口一带的惊涛拍案和波涛汹涌。
秦以后乃至唐开元年间，临晋关依然因战争风云而载记于史册。东西魏之战，是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战争。尤其是其双方的重要战役“沙苑之战”，是影响了后来西魏至唐代370多年历史的重要战争。史载，东魏的实际控制人丞相高欢，奇袭西魏的实际控制人丞相宇文泰的起家之地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之后，被惯性思维冲昏头脑，于天平三年（536年）的年底十二月决定“西征”，目标是西魏的都城——长安。东魏由北到南进攻关中，兵分三路：北路由高欢亲率主力，由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出发，沿黄河东岸至蒲坂（今山西永济），欲从蒲津关过黄河直抵长安；中路由大将窦泰率军，自晋南出击，从风陵渡渡黄河，攻打关中的东大门潼关，进而图谋关中；南路军由汝阳王元挂名，实由东魏豫州刺史、西南道大行台高昂领兵，由洛阳出兵，越过商州（今陕西商洛）山区，自蓝田关（即今所称蓝关，位于陕西蓝田县蓝关镇蓝关遗址一带，北周曾改名青泥关，隋移置峣关）进入关中。东魏“西征”的三路大军中，中路军自风陵渡渡黄河，北路军从蒲津关渡黄河。《四库全书•通典•卷一百七十九》记载，大统元年（535年），高欢在黄河蒲津关架三道浮桥，欲渡河与另外两路军直趋长安，无奈中路军主帅窦泰攻克潼关后，小胜即满，不思进取，把军队摆在潼关之外的小关“嗮太阳”，丧失了进攻的最佳时机，“高欢战败退军拆桥。”大统四年（537年，东魏天平四年），不甘心两年前“西征”失利的高欢，意欲乘关中大饥荒灾难和宇文泰远离长安到弘农仓（今河南灵宝以东）抢粮食的时机，乘虚而入长安。因自认为军力悬殊，过分自信，误信馋言，死要面子，高欢的20万骑兵被宇文泰诱入渭河北、洛河西的“渭曲”芦苇荡、烂泥滩里，大败而逃，史称“沙苑之战”。自此后东西魏的盛衰发生逆转，东魏自此战后由盛而弱，由主动出击转为被动防御，再也没有踏足关中一步；西魏自此战后由弱而强，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出击，先后反攻东魏，打响了有名的河桥之战、邙山之战。《通典卷一百七十九》记载：“大统四年（538年），（宇文泰在蒲津关） 再作浮桥，渡河讨欢。”蒲津关，是东西魏盛衰转折的见证者，见证了东魏强盛时的趾高气扬，也见证了西魏反扑时的雄浑荡气。之后，蒲津关一直在演绎着战争的烽烟，见证着盛衰变易。楚汉相争五年，汉王刘邦的部队多次从临晋关东出关中，讨伐西楚霸王项羽。史载“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东出临晋关，攻克河内,俘虏殷王邛。”韩信临晋关设疑兵、夏阳木罌偷河、生擒魏王豹的故事，在大荔、合阳一带传的更是神乎其神。楚汉战争之初，魏王豹“以国属汉王”，追随刘邦建功，后刘邦一度失利，转投西楚霸王项羽，“封临晋关汉王东出要津”。刘邦派郦食其劝归未果，遂派韩信攻打。魏王豹在黄河东岸蒲坂(今山西永济西)重兵封锁，韩信于黄河西岸增设疑兵，摆开船只，虚张临晋渡河的声势，奇兵绕道夏阳渡（今陕西合阳洽川镇）以“木罌”（木制盆瓮或木头绑扎陶翁）渡兵，偷袭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活捉魏王魏豹。对于此战，《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汉二年八月（公元前205），以韩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隋末，唐国公李渊父子，反了自己的姨表兄弟隋炀帝杨广，从太原一路打过蒲津关，奈何兵力短缺，只有两万之众，于是在黄河西南原上的长春宫（遗址位于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北寨子村）一边休整蛰伏，一边收服渭北20万地方武装，兵强马壮之后一举打进长安，建立唐朝。后来李渊、李世民父子经常到临晋关附近的长春宫避夏、怀旧，或者经过临晋关回北都太原省亲。东汉末年，曹操绕道临晋关据河西，夹击韩遂、马超入关中，史称“潼关之战”。此战的背景，是曹操本欲进汉中而伐蜀，派刚平定了太原商曜叛乱的夏侯渊、徐晃向潼关进发，去讨伐汉中张鲁。占据关中的马超、韩遂等，心疑曹军要攻打自己，遂聚结十部人马十万余众，抢先屯据潼关，据河、关二险抵抗。曹操怕韩遂、马超派军坚守渡黄河、渭河、洛河要津，遂派遣曹仁、夏侯渊、钟繇等数万大军自东面围潼关，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渡临津关据河西。汉代的潼关城，有南、北两面城墙。据南城墙，可抵御潼关以东来犯；据北城墙，则可抵御潼关以西来敌。曹军东有曹仁大军与马韩关中军潼关南城墙对峙，西有徐晃率军自潼关北城墙强攻，韩遂、马超虽有十万之众，据有潼关天险，腹背受敌，南北不顾，迫而溃退。对于此战，《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六年，即公元211年）三月，操（曹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繇（钟繇）会……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皆反，其众十万，屯据潼关。操遗安西将军曹仁督诸将拒之，敕令坚壁勿与战……而潜（暗中）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人渡浦阪津，据河西为营。闰月，操自潼关北渡河……”对于曹操为何如此布兵，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孝献皇帝辛》中战后曹操与诸将的对话解开了玄机。“诸将问操（曹操）曰：‘初，贼（指马超、韩遂等）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今大荔）而反守潼关，引日（拖延时日）而后北渡，何也？’ ”“操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二将之军也。”这一段话的大意是，“潼关之战”后总结时，将领们问曹操，韩遂、马超守潼关，为什么不直接从山西蒲坂过黄河打河西的冯翊（今大荔），从背面攻潼关，而是先从东面围攻潼关，打了一段日子才从临晋关过黄河，占河西打潼关？曹操回答，若直接进入河东地区，韩、马必然重兵防守临晋关等黄河西渡要津，向西还能渡河吗？只有重兵进击潼关，韩、马才会重兵防守，河西防守才会空虚，然后绕道向北从临晋渡黄河，韩马不能与我军争夺河西地区。这是两招将其的“死招”。东汉以后，曹操“潼关引敌，临晋渡河，前后夹击”的兵法，备受推崇。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据关中，长孙稚等奉命讨伐，谋士杨侃曰：操不走潼关，而渡河取临晋关，潼关险要之地也。守御虽备，无施其智勇，不若北绕而攻，渡河而西，破临晋，入关中腹心之地，必置于死地。长孙稚用此策平叛了萧宝寅。东西魏战争期间，“西征”宇文泰的东魏丞相高欢，也邯郸学步，以“曹操潼关败韩遂”的兵法为蓝本，一面建造三道浮桥自临晋关渡河，一面命窦泰攻打潼关，欲致西魏宇文泰南北不能顾，因为窦泰贻误战机、高欢自大误信，被宇文泰诱骗进入“渭曲”，近十万兵将葬身烂泥滩。蒙金战争决定性的“三峰山之战”，窝阔台汗也是自临晋关渡过黄河，从西面攻克潼关，然后与沿汉江向东的拖雷，两面夹击攻克三峰山，将金国推入灭亡的深渊。临晋关，始终处于进击西北，图谋中原的战火之中。既有诸如东西魏“沙苑之战”、楚汉相争“东出西进”、三国“绕道破潼关”等等决定性的战争，也有诸如“元代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陕西行台御史大夫额森铁穆尔自大庆关（临晋关）渡兵，擒杀叛军河中府万户萨哩帖穆尔”的战斗，还有“明代洪武二年正月徐达克河中府后，令诸将造浮桥自大庆关进入关中”的记载。最使大荔人刻骨铭心的，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条山战役”。渭北一带的不少农家子弟在此战中或捐躯殉国，或投身黄河。小时候我的爷爷常给我们讲他被“拉壮丁”，在黄河东岸挖战壕时所看到的战斗惨烈情况。官方对此战的记载是：1938年孙蔚如率第四集团军从临晋关东渡黄河，“血战永济”，为“六六战役”“望原会战”争取了时间和空间，消灭了日寇西渡黄河进入关中的图谋，留下“八百楞娃血战中条山，黄河赴死贯长虹”的民族气节。站在黄河岸边向东远望，永济的蒲州古城掩映于葱茏盎然中，复修的鹳雀楼傲然挺立于夕阳中，青黛色的中条山象一条屏障巍然绵延，足足有二三十丈的黄河宽阔而朗然，河水缓缓地向东流去，河两岸的芦苇丛摇曳生姿……油然想到明朝万历年间河南商丘人刘应卜站在黄河边上的慨叹：“坛上英雄随水去，涛声犹似战河中”。
和曾在原平民镇当过领导的“寺儿”哥闲聊得知，大庆关村名是近年才改的，以前叫新建村。但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大庆关的地名，明代隆庆四年（1571年）黄河改道后设有旧大庆关乡和新大庆关乡；清代光绪二年同州府东路所辖18村，有旧大庆关乡和新大庆关乡；清代同治年间朝邑县实行军政合一的局村建制，设14个巡警局，有大庆关局，驻地设在旧大庆关乡，辖15村；当地的村民说，1950年朝邑县平民镇有大庆村，也有的说当时不叫平民镇，叫大庆关乡……关于新建村，据1994年版《大荔县志》记载，1983年“人民公社”改乡镇建置时，鲁安乡有新建村，雨林镇也有新建村，其周边村名为鲁安村、鲁豫村、新鲁村、豫安村，从村名中的“鲁”“豫”“安”，透出几分渊源和祈愿。关于这一带村名的来历，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民国二十六（1937年）“花园口爆炸”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大饥荒”河南、山东难民形成；一说是明代以后新旧大庆关原住民与民国时期的山东、河南移民后裔；官方史料的记载，多与民国时期招募河南、山东移民耕种黄河滩地有关，民国十五年（1926年）河道东移，黄河西岸多出几万亩河滩地，时冯玉祥为陕西督军，为加强“三河口”一带管理，也为了安置河南、山东一带的饥民，分朝邑、华阴两县土地，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置平民县，县城设在黄河东岸的大庆关乡（应为明隆庆四年河道西移后在朝邑镇东七里所置的新大庆关），民国二十年（1931年）大庆关淹没于黄河水底，关迁至平民村（今平民村位于仁兴村与严通村之间）。大庆关是开西北的扼要，通华北的要塞，处秦晋豫黄河要冲，与潼关、古函谷关形成三角军事防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资治通鉴》中十余次提及：秦始皇三次出巡中原，唐玄宗两次北巡太原，均由蒲津渡往返；刘邦出汉中定关中，曹操征马超韩遂，隋文帝下河东，李渊父子灭隋建唐，金元角力关中……许多战争和历史转折，都在关前留下了历史的印痕。其实大庆关不仅仅是烽烟弥漫的战争要津，也是民生和经济往来的交通要道。《左传》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冬，晋荐饥，乞籴于秦”“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名之曰泛舟之役”。即公元前647年，晋国再次遭遇大饥荒，向秦国求助。秦国援助的粮食从雍城（今陕西凤翔南）运到绛城（今山西侯马一带），经临晋渡黄河的运粮船源源不断，蔚为壮观，历史上把这次运送救灾粮事件称作“泛舟之役”。对于从临晋关运救灾粮的事件，《秦本纪》和《晋世家》都有墨迹。《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旱，来请粟……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惠公）四年，晋饥，乞籴（买粮食）于秦……卒与粟，自雍属绛”。除了救灾，大庆关还是山西的铁矿、食盐和燃料和陕西物产运送、往来的黄金水道，更是商贾买卖、流通物资的商道。《隋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诸州调运物资，河之南自潼关调运，河之北从蒲津关调运，输运长安”。大庆关是历史上沟通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辽东一带的物资均自此通过。真正使大庆关（时称临晋关）走向繁荣和鼎盛的，是唐明皇李隆基在黄河上所建的铁索桥。唐开元盛世间，皇室越来越重视其发家吉兆福地山西，时常被蒲津渡旧的桥梁阻断交通。为了方便国都长安与北都太原的往来，同时改善第二条去往东都洛阳的津渡，沟通西北与中原、京都与华北，甚至是畅通与西域、东北的经济贸易，唐朝廷举国之力，在关中东北要冲之地临晋关的黄河上，修建了“铁索连舟固定式曲浮桥”，废弃之前年年维修的木桩竹缆桥。总揽修造临晋关“蒲津铁索浮桥”的兵部尚书、中书令张说，在其《蒲津桥赞》中，对旧蒲津桥作了形象生动的对比——旧的蒲津桥，虽号称横亘百丈，桥下连接舰船千艘，船只用竹索链接。但是竹索浮桥，不耐长久，不够坚固，每当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冰凌就会冲断桥索，破坏浮桥，阻断交通，年年如此。蒲津桥一旦中断，必定影响京师通行北都太原之路，影响与黄河东北地区的沟通，也影响与中原、华北的经贸。张说《蒲津桥赞》曰“横縆百丈，连舰十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亦云固矣。”按当时的条件，这种木桩为锚，横舟为梁，编织竹条连接而成的桥，也称得上是坚固的了。然而旧桥“绠断航破，无岁不有”，即年年都会出现竹缆损坏断裂，通航受阻的问题。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有不可改变的黄河“凌汛”和冰水侵蚀的自然因素，即“每冬冰未合，春互初解，流澌峥嵘，塞川而下”；也有材料经受不了冰凌和磅礴水势“如础如臼，如堆如阜，或摐或掍，或磨或切”，在浸泡、腐蚀、切割、磨损下，桥柱、桥索、竹簾、舟梁年年损坏严重。“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罄不供费”，即使把渭河南的竹林全破坏完了，把大陇山（本指甘肃大陇山，可能指今天黄龙山）一带松树全砍了，坏了就换，生产也赶不上损耗。“蒲津老桥”成为了地方官吏的心病，“津吏成罪，县徒告劳”，管理河道的管理常被问责，河两岸郡县对河的治理也是徒劳无功。鉴于旧桥的问题，唐玄宗李隆基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中书令张说总揽修建“秦晋通衢”蒲津桥。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此，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至开元十二年（724年），历时近四年告竣。据史料记载，当时流经临晋、蒲州的黄河分为两股，主流水深而面宽阔，靠东；次流水流小而狭窄，靠西；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同滩，即中间的河滩地）城”一座，即河中间的河滩处有城，根据史料记载只有一座亭阁，并无城池。唐玄宗时的蒲津桥，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建造新桥时，唐玄宗定了两条原则:一是“通其变，数纤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即要变通思维，因地制宜，让专业机构去办；二是“俾铁代竹，取坚易脆，图其始而可久”，以铁代替竹子，以坚硬耐用的代替脆弱不经用的材料，要考虑确保长久使用。构件的制造，“是炼是烹，亦错亦锻，结而为连锁，镕而为伏牛，偶立于两岸，”经过炼烹、锉锻，制成铁锁，铸造深埋的铁牛，双双置于河两岸。造桥的工程，先用华山坚石加固了河堤，铁牛“襟束于中潬（河中间的沙滩）” 为锚，作为固定铁索之桩，“牛以絷缆”，以铁锁联结，铁人在侧辅之以力；桥体是用七八十艘小舟连接而成的，单艘小舟长约20米，宽约3米左右；以舟为梁，铁索连舟，“锁以持航”，保持稳定性；“亦将厌水物，奠浮梁”，还将易漂浮水上的船只等置于水中，使桥面漂浮于水上；对于老桥的“凌汛”“水浸”“腐蚀”问题，“疏其舟闲，画其鹢首”，通过船与船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船头按照规划统一方向，梁间有距，搭板以连，沉溺锚锭，固定船体，其目的是“使奔澌不突，积凌不溢”，即使奔流的河水不越过桥身，遇到“凌汛”也不会冰水溢满。最后铺桥面木板，围上栏桅，金缫斯揽，固定两岸，车马行人登上桥面，一如陆地。唐玄宗建的铁牛为锚，铁人护佑，铁索连舟浮桥，自唐开元十二年一直到金元对峙，存在了500余年，成为黄河东西两岸秦晋交融、贸易往来的“名胜之桥”，也使千年古临晋关从“天堑”，变为连接长安及北方边镇的通途。更为重要的是，蒲津铁索桥，推动了黄河东西临晋和蒲州的繁荣，曾经的蒲津桥上，行人如织，车马如云，辎重往来，河两岸商号林立，茶坊酒肆，秦楼楚馆，旅舍客栈……虽无京都大城弦歌曼舞之奢靡，却不乏商城驿站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之繁华。《蒲州府志》记载：蒲州城六雄之一，城二十余里，高雄建筑众，鼓楼连四大街、十六、小街、八十三巷，五十余亭台楼阁，二十四翰林，店铺众繁，商旅不绝。《平民县志》记载曰：“唐之蒲津桥渡，密迩而京师，昼则船樯林立，夜则灯火万点，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见。”得益于蒲津桥带来的繁荣和地位提升，开元年间蒲州古城一度曾设有中都和节度使的驻地，类似于今天的派驻办事机构，其繁华甚至可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媲美，军事和政治地位都有所提升。蒲津桥建好后，唐玄宗李隆基曾两次过临晋关到北都太原巡视。据说第一次过从蒲津桥返回长安时，唐玄宗对新修的蒲津桥赞叹不已，留下《早渡蒲津关》一诗，赞叹“地险关逾壮，天平镇尚雄”，赞叹“鸣銮下蒲坂，飞旆入秦中”。赋诗即罢，风和日丽，春风宜人，龙颜大悦的李隆基，还诏令随行的群臣以《早渡蒲津关》为题赋诗，如今仅有丞相张九龄和中书舍人徐安贞的《奉和圣制早渡蒲津关》流传下来，纯粹是应景的唱和，算不得上乘之诗。由张九龄的诗句“东顾重关尽，西驰万国陪”可知，蒲津关对于唐王朝贯通东西之重，徐安贞的诗句“仙掌临秦甸，虹桥辟晋关”“两都分地险，一曲度河湾”，恰切地表达了新桥对秦晋、对两都交通带来的便利。会昌四年(844)暮春，晚唐诗人李商隐，应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一带）任节度留后（唐代节度使缺任时的代理职务，相当于“代理节度使”）的朋友任畹邀请，为其“新创河亭”（一说在蒲津浮桥上建的亭子，一说在主、次河“中潬”建的亭子）赋诗，所赋贺诗《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中，留下“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的名句，可以想象唐代铁索浮桥宏伟景象。据说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时，路过蒲津关，感慨不已，将看到的景观写到了游记里。唐代蒲津桥的修建，不只是起到地理上的“一桥控三城”（临晋、蒲州、朝邑），也是唐朝廷控制山西解州食盐的关卡，更是长安向北多个驿道和官道的咽喉。近代甚至有人说，唐代蒲津桥是“晋商”雏形走出山西的第一步，也是“晋商”雏形走向域外的桥梁。翻看方志、史料中关于大庆关渡在唐代的繁盛记载，想象着往来的辎重、商旅，我想到的是唐代诗人殷尧藩《和赵相公登鹳雀楼》所描绘的丰收景象：“晴峰耸日当周道，秋谷垂花满舜田”，这可能是所有商旅、农人最为盼望的意境。
关中更牛壮地坤
——觅踪大庆关之五
原创/拜啸霖
沿防汛路南行至牛毛湾，伟人毛泽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标语醒目而高远，一尊标志性的石牛雕塑挺立在高台之上，雕塑底座两侧镌刻着“安澜惠民”四个大字。放眼望去，河面更为广阔，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境，对面的鹳雀楼沐浴在霞光里，清新而辉煌，娇媚而迷人。不由地暗想，当年诗人王之涣可是在这样的霞光里，遥望秦岭方向的阳光渐渐落下，看着黄河之水涛涛奔流，黄河西岸关中之地的田野葱茏而茂盛，绵延伸向远方，那里有诗人向往的京都长安，那里有决定诗人功名前途的庭阙皇宫……史料记载，唐开元新修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本模，熔铁为地锚，两岸各置四尊铁牛，牛座下铸六根铁柱为桩，牛侧各立一铁人为辅，牛尾固铁索，以系浮桥。中有两座铁山，一根穿孔铁墩，当铁索束于铁轴，经铁山而绕于铁墩，横杠串入铁墩之孔，推杠而铁墩转动，就会抻拽横陈河上铁索或松或紧，以使浮桥平稳畅通。八尊铁牛、八个铁人，加铁山、铁柱、铁链等铁质构件，总重达130万斤以上，耗用了朝廷近八成的铁矿。后人称颂开元蒲津桥，“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唐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对于普通老百姓，印象深刻的是还是河渡两岸的铁牛和铁人。宋人释普宁看到黄河西岸的铁牛，赋诗嬉赞：“骨格纯刚蹄角全，轩然鼻孔自辽天。不贪陕府栏边草，啃遍耕翻祖父田。”在黄河西岸的大荔，民国时期有乌牛乡，现今大荔县范家镇有南乌牛村、北乌牛村，村里人传说：他们祖上是从大庆关迁来的，以“乌牛”为村名，是对当年黄河岸边铁牛的纪念。在黄河的东岸，以1989年考古发掘复制的“铁牛”“铁人”“铁山”，成为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景区的标志性景观。2016年自驾游览永济蒲津渡遗址时，导游介绍说，唐代开元年间的蒲津浮桥拽揽用铁牛，既取义于牛的力大无穷、牛气冲天，又与神秘文化《易经》有关。据说讨论蒲津渡浮桥“地锚”方案时，唐玄宗李隆基曾专门咨询司天监的易学奇士，易学推演后否定了以“大象、雄狮为地锚的方案”，以“牛象为坤，坤象为土，土胜之水”为由，推崇以“秦之耕牛为模，铸铁牛、连四蹄，牧人在侧吁之以驻，深埋以为锚”。此传说并无正史记载，真假无从考证，但其中暗含的“水来土掩”朴素观点不无道理，此亦是浮桥总揽兵部尚书张说《蒲津桥赞》中“亦将厌水物”的认识。查阅史料得知，开元蒲津浮桥的铁牛“一牛且数万斤”。据发掘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的考古专家考证、推算：黄河东岸西北角的铁牛，形象是一头公牛，重约26.1吨；东北角的铁牛，形象是黑唇黄毛牛，重约31.4吨；东南角的铁牛，形象是犍子牛，即俗称 “阉割的公牛”，最有蛮力，重约43.5吨；西南角是一头三四岁的牛，重约45.1吨。有民间学者从形状、形态、位置、分布、稳固五个方面，对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出土的四尊铁牛作过深入研究——形状，都是“头朝西，尾向东，呈伏卧后拽状”，每尊铁牛分别浇注于长方形铁板（长约3.5米，宽约2.3米）上，铁板下方连接着六根大铁柱，斜插深入地下达丈余。形态，都是膘肥体壮，肌肉隆起，瞪目怒视，尾贴后股向外，奋力拽拉着舟桥上的铁链。位置，呈梯形分布，前窄而后宽。前边两尊牛相距11.95米，后边两尊牛相距14.32米，前后两只牛相距7.5米。分布，四尊铁牛并不是站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一个西北角最高、东北角最低的斜面上。以西北角为准，西南角低19公分，东南角低22公分，东北角则低69公分。稳固：铁牛屁股都蹲在一根三十公分粗的铁棒上，牛后边是近半人高的铁山，在后边是立在地面上的铁柱。拽拉舟桥的铁链在牛屁股后边的铁链上缠绕几扎，经过铁山，最后固定在铁柱上。前面两尊牛，两米开外就是用石头砌成的河堤。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浙江遂安人周景柱，由内阁中书出任太原知府，史载其“断案如神，庭无留狱”，有《太原晋祠记》传世，是纂修《蒲州府志》的总裁。其巡视蒲津关渡后，专门撰写了《开元铁牛铭》，盛赞开元蒲津关浮桥之“铁牛”曰：“牛之壮兮若山峙，角矫矫兮触苍兕。河流安兮天吴逝，牛戢蕺兮载其间。怒浪息兮无凌遄，东静魏壤兮徙晏秦关……”对于铁牛之侧的铁人，《开元铁牛铭》称之为“牧者”，曰：“牛各有牧，或作先牵，或作廻叱。其面目意色，各宛然肖发。想其初时，巧椎共工，妙范在中。”对于这些铁人的形态和服饰，民族史研究者惊人的发现：铁人代表着不同的民族，隐含着深刻的寓意。西北角的铁人，鼻头硕大，鼻梁拱起，头戴圆形缀顶小帽，身着长袍，是维吾尔族的装扮；东北角的铁人，身强体壮，彪悍结实，方脸粗眉，身着骑士服饰，似蒙古人装扮；西南角的铁人，眼目深炯，身穿藏袍，左臂纳袖，右臂坦露，俨然藏族人的装扮；东南角的铁人，面孔端庄，神态文静，头戴相公帽，身着短袖翻领唐装，活脱脱汉族人的装饰。而且认为四尊铁人站立的方位，也与“维、蒙、藏、汉”民族生息的方位相近。如果后来的这个论断成立，那么黄河西岸的“四尊铁人”会代表哪个民族呢？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可以想象唐代民族相融、和谐相处的胸怀和程度。看到、听到这些关于大庆关浮桥铁牛的记载、描述和研究，我有时在想，或许当年修筑大庆关浮桥时，选择关中铁牛作为地锚的模型，不仅仅是从其体型考虑，除了民间传说的易理占卜，或许还有一个隐含的寓意，那就是关中牛的包容与诚朴秉性，执著与开拓精神。
落日晚霞水东流
——觅踪大庆关之六
原创/拜啸霖
驱车行驶在紧靠黄河西岸的防汛路，感受着清风与舒朗，我想象着夏季大庆关一带的景象：静静流淌的黄河，大片盛开的荷花，悠闲吃草的牛羊，辛勤劳作的农人，远远飘来的枣花香，河上飞翔的鸥鸟，岸边随风起舞的柳树……我渴望有朝一日我在这样的风景里“老尽津头垂钓客，柳荫相对白鸥群”，一头白发看白鸥群飞，在柳荫如盖的黄河岸边悠游自在地垂钓…… 大庆关，以历代秦晋之间的战火烽烟备受摧残，以历史上的名战宿将而成为茶余话题，以雄主开疆朝代更替载入史册，以唐代开元盛世的铁索浮桥被文人反复吟咏。唐代诗人闫伯屿走到关前，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呼：“远之而望，势侔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乎蓬莱之横海岛”“舟形崎蚁，似火龙之饮川，梁势扁绵，疑海鹏之点翼”。“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文学家苏轼，踏足蒲津渡浮桥也发自内心的盛赞：“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大庆关，有让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战火烽烟，有让帝王诸侯绞尽脑汁的江山社稷，也有让张生和崔莺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在现今的山西永济普救寺里，依然能看到张生从蒲津古渡来往于京师长安与表妹崔莺莺相见的壁画。张生和崔莺莺是元代王实甫杂剧里的《西厢记》戏曲人物，也是唐代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里的人物，戏曲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故事，小说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传奇。虽然二者都是一个虚构情节，但是普通老百姓的精神世界里，更喜欢花好月圆式的美好爱情。大庆关，“曾从太宗抵辇渡，却随张生压别愁”，它见证了社稷江山、战火烽烟、王侯将相，也见证了崔莺莺的敢爱敢恨和对礼教的反抗，是人间美好的见证者和传播者。我站在黄河西岸，看落日晚霞映照，点点金光散落南流的黄河里，舒缓而悠扬，紧密而欢快。黄河西岸的防汛路上，推土机在轰鸣着，与大庆关村东西直线的黄河岸边，看不到任何与大庆关有关的标志或碑石，只有一座防汛镇河的高塔。同行的砚岭先生问我：“山西永济蒲津渡风景区那么热闹，陕西大荔这边竟然找不到一丝一毫与大庆关有关的东西，最起码黄河边上应该立个遗址碑石什么的。”大庆关的沉浮、衰落和消亡，是与蒲津渡的兴衰、存亡紧密关联的，关因渡生，渡因关兴，关衰渡微，渡毁关湮。从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桥，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唐明皇李隆基祈望建造“永不沉没”的铁索浮桥，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临晋渡桥，历经磨难与坎坷：北宋治平三年（1066）黄河泛滥，洪水冲断桥体，铁牛淹没河中，陕西转运使张涛招民复铁牛于原位。宋仁宗时黄河再发洪水，西岸四尊铁牛被冲入水中，真定和尚怀丙应募打捞三尊回原处，重连浮桥，但已不能同开元铁索桥相比。蒙金战争时期，金河中府守将侯小叔烧毁鹳雀楼和蒲津浮桥以拒石天应之兵，之后蒙金在大庆关一带打了八年仗，你来我往，史称“蒙金拉锯战”，河东蒲州城、河西大庆关遭受重创；明初徐达曾重造浮桥渡兵，攻打河西大庆关，以入关中取陕西，不久浮桥即被冲毁。此后明代先后四次重修蒲津浮桥，不久即被冲毁；尤其是1556年关中大地震后，黄河西岸的四尊大铁牛、四座铁人被淹。方志记载1886年仅留东岸铁牛，浮桥已不复存在，1911年东岸铁牛被洪水、泥沙淹没……在蒲津关修浮桥成了梦想，秦晋间渡河又回到了舟楫往来。民国初年，黄河东岸的四只铁牛被淤泥掩埋，历史上号称“黄河第一浮桥”的临晋桥，永远消失在浩瀚的历史汪洋里……大庆关的变迁、兴衰、消亡，是黄河河道来回摆动，“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结果。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二年（724年），（黄河）河道距蒲州城五华里”；“明初，河道东摆，距蒲州城一华里”；“隆庆四年（1571年），河道西移，主流穿朝邑而过，距蒲州二十华里，大庆关及上下左右村庄尽毁”；“万历八年（1581年），主流向东，距蒲州城一华里”……从吴起公元前409在河西建立起临晋关，到明隆庆四年（1571年）黄河河道西移20里，原来紧靠朝邑县城东，在黄河西岸的大庆关，被隔绝在黄河东岸，大庆关关城失去河西关防的意义，遂重新在黄河西岸朝邑城南七里修筑城关，另立新大庆关，恢复了河运往来。关于新旧大庆关的位置，《大荔县志》记载，“旧大庆关东抵蒲州界30里，其南有郝家庄、王家庄”“新大庆关其西有圣佛寺，南为广济村、高粱头村”。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河岸因水患“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民国初年随着陇海铁路开通、公路交通的发展，大庆关历经2300余年，也失去了其应有关防、要津战略地位，逐渐被官方所抛弃，逐渐失去人气。1933年洪水过后，老大庆关渡口（此处所谓的“老大庆关”，是明代隆庆四年后位于朝邑南的“新大庆关”）彻底陷入黄河中，被彻底废弃。《平民县志》记载其状：“芦荻满目，波浪惊心，败渚颓垣，荒凉一片，顾瞻黄河不胜今昔之感。”1949年后，平民县又重新设置了“新大庆关民用渡口”，1950年归属朝邑县管辖。后来随着黄河的西移溃岸，“新大庆关民用渡口”也再次淹没于河中，桥渡的功能彻底消失。1958年因修建修建“三门峡水库”，1949年所建的“新大庆关渡口”地面建筑物彻底被拆除，大庆关消失在历史尘埃里。此后虽有当地村民在黄河以东租地种庄稼，以船来往渡河，但已无固定的渡口，渡口的地点在南北6公里左右变化，南到空军靶场，北自华原乡下新庄村。根据史籍和方志的记载，吴起建临晋关（后改蒲津关、大庆关）时建有关城，历代在黄河以西的黄河岸边也建有关城，《关中方舆纪要》《关中胜迹图》记载，魏晋南北朝、隋朝、宋朝建有临晋关城，即为兵防，亦为河防，明代嘉靖年间曾修复，但没有关城图等详尽记载。清代以后的大庆关，设有巡检司和税课局，清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并称朝邑县东两大名镇。之后关城也随大庆关的衰落、消亡而消失。驱车行至华阴三河口水利枢纽和潼关三河口风景区，看到三河融汇，三流归一的那一瞬间，不由感叹造物的神奇与伟大：无论大河小流，终归于大海；无论污浊与清流，最终都交融于海洋。只有走到三河口，才能更为深切地领悟大庆关的衍生、兴盛与没落。遥望落日晚霞，黄河东流，幡然了悟：或许这就是人世间的常态，兴衰荣辱，皆归东流……
原创/拜啸霖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赵渡镇鲁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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