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黄河底竟曾经有一座县城
赵渡镇

渭南有一座消失在黄河下的县城

　　大庆关，即蒲津渡，春秋至唐代前称为蒲坂渡，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名为大庆关。大庆关的治所在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东黄河西岸，明置巡司、税课局于此，曾为晋、陕间黄河重要渡口。 明万历前，置巡检司于大庆关，明万历后河决关毁。清康熙37年16888（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

　　1926年黄河东移，多出几万亩河滩地，朝邑县长上书北洋政府，建议招募河南山东难民耕种，时值冯玉祥督陕，想加强对三河口一带的管辖，1929年，分朝邑、华阴两县地置平民县（1950年并入朝邑县），县城设置在河东的大庆关。平民县成为陕西唯一县城在河东的县市。1931年发大水，大庆关淹没于水底，新大庆关迁至今平民村，上世纪五十年代，修三门峡水库，新大庆关彻底荒废。

　　蒲津关，《辞海》解释为：“见临晋关。古关名。战国魏置于临晋（朝邑县，今陕西大荔东）城东黄河西岸，故名。扼蒲津渡口，历代倚为秦、晋间重险。公元前205年刘邦既定关中，自此渡河下河内。汉武帝改称蒲津关。其后或简称蒲关；或沿用临晋旧称。北宋大中祥符中改名大庆关。” 

　　蒲津关扼西北通往华北平原的要塞，地处秦晋豫黄河 角的军事要冲，它与潼关、古函谷关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军事防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资治通鉴》中不下十余次提到它。秦始皇第三次出巡，唐玄宗两次到北都太原巡视，均是经由蒲津渡往返长安。刘邦定关中，曹操西征马超、韩遂，隋文帝下河东，李渊李世民灭隋朝,金元争斗关中，史上诸多军事行动,都在这里留下了架桥行军的记录。 

　　《左传》文公三年（前624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取道于此。汉、唐，元、明。但凡秦、晋间兵事，往往济自于此，为战守必争之地 。

　　东汉末年，马超、韩遂割据关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率军西征，与韩遂、马超对峙于潼关，不得要领。徐晃对曹操日： “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阪，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曹操接受了他的建议，一面继续与潼关之敌正面相持，一面暗地里派遣徐晃等从蒲津渡河，据河西为营。接着，曹操率大军亦自蒲阪渡河，遂大破韩遂、马超，关中平定。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关中作乱，尚书仆射长孙稚等奉命征讨，至弘农，行台左丞杨侃对稚日： “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纵曹操更出，亦无所骋奇。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北魏置，即今大荔）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长孙稚从之，萧宝寅遂平。

　　西魏时，宇文泰屡次征讨东魏，不能得志，就是因为蒲坂控制在东魏高欢手中，西魏军队在河东无法立足。

　　隋代建都长安，在蒲津架桥以沟通关中与河东、河北地区，河北诸州租调转输关中即取道蒲津。为了守卫河桥，隋朝继西魏之后，还于河桥所在的河中沙洲上建筑中潬城，驻兵防守。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末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后，也是由于蒲津守将的不战而降，才得以顺利自蒲津渡河，占据关中。

　　蒲津桥在军事拉锯战中反复被拆毁、修复、又焚毁；金元一次战争，唐代修建的蒲津桥毁于战火，后来加频繁的水患，特别是1556年关中大地震后，河道西移30多里，淹没了位于西岸朝邑的四只大铁牛和4座铁人。之后，河道屡屡变道，原本依靠两边岸上的铁牛作为锚定船索的地锚，没有了着落，很快桥废渡绝。这座始建于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浮桥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瀚海中，到了民国初年，位于东岸的四只铁牛地锚也终于被淤泥所掩埋，史书上这座“黄河第一浮桥就这样消失了。

　　遥想蒲津桥，春秋时为竹连浮舟，唐开元年间，举全国之力，在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铁牛为地锚，并改竹缆为铁索，舟船连接。铁牛为锚，铁索连舟，河水漂浮。成为连接长安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耗费帝国五分之四的铁产量，建造了盛唐蒲津桥，改为“铁索连舟固定式曲浮桥”，从此，它成为闻名遐迩的一处名胜。李商隐写下《游蒲津桥》，唐玄宗写过《早度蒲津关》，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的时候路过，兴冲冲地回去写在游记里。曾经蒲津桥上，行人游客如织、车马辎重如云，一派开元盛世的景象。蒲津渡桥的修建，起到了一桥控3城[朝邑，蒲州，大庆关]的目的，同时，它也是唐帝国控制山西解州食盐的关卡，更是帝国多个驿道和官道的咽喉。唐时蒲州为6大雄关之一，朝邑为河西重地。两地为唐代的雄安新区。

　　在经济方面，大庆关为历代王朝征税的重要关口。

　　关中所产粮食、棉花是山西主要的进口物；而山西潞盐、铁、煤炭又是关中地区重要的进口商品。河南地处中原，交通方便。山东、河北商货运往关中非常频繁。清代由河南入陕的商货以杂货、药材为主。关中销往河南最主要的产品是棉花，其次为牲畜及其它土产，由大庆关转输。

　　清代西安府与同州府间道路为官马支路。途经各县均置县驿，计有咸宁县京兆驿和高陵、富平、蒲城、大荔、朝邑、澄城、白水、郃阳、韩城等10个县驿。

　　其行经路线为：自西安府咸宁县京兆驿东北行，经高陵县、富平、蒲城、澄城、郃阳至韩城县。由韩城县复东北行，经禹门口渡黄河，至山西省河津县。或由蒲城县东南行70里至同州府大荔县，再东经大庆关渡黄河至山西省蒲州府（今山西永济县）。由蒲城县北行，经白水县至澄城县，又北行至中部县（今黄陵县），接延安府官路，西行至同官县（今铜川市）亦接延安府官路。

　　由于有商业需求，三省商业上的往来不断得到加强，商路也逐渐拓展，主要商路除传统汴洛至潼关道以至西安外，清代又有两条支路成为商业往来较活跃的通道。其行经路线为：自西安府咸宁县京兆驿东北行，经高陵县、富平、蒲城、澄城、郃阳至韩城县。由韩城县复东北行，经禹门口渡黄河，至山西省河津县。另一条为或由蒲城县东南行70里至同州府大荔县，再东经大庆关渡黄河至山西省蒲州府（今山西永济县）。由蒲城县北行，经白水县至澄城县，又北行至中部县（今黄陵县），接延安府官路，西行至同官县（今铜川市）亦接延安府官路。

　　大庆关逐渐发展成秦晋交通的枢纽，成为为山西货物入陕的要津。史载：“大庆关局，设于朝邑县城之东南，距黄河大庆关渡口约八九里，逾河而东为晋之蒲阪境地，晋饶铁矿，蒲及闻喜有碱滩，故斯局厘收以铁、碱两项为大宗。”

　　清代陕西铁矿匮乏，关中、陕北农业生产工具所需生铁大多来自山西，大庆关是主要入口。另外大庆关直接联系渭北区，关中渭北区农业发达，盛产粮、棉。渭北棉花入晋、豫也主要以大庆关为出口。因此，清代这条秦晋商路在沟通三省贸易交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大庆关也因此与潼关、龙驹寨并称陕西“三关”。

　　总之，在三门峡水库修建前，大庆关曾是军事和经济重要关隘。是晋商和山西势力进入关中的必由之路。抗日战争时期，中条山之战就是为阻止日军从此关隘进入陕西和西北地区而进行的血战。

赵渡镇：来自“千里送京娘”爱情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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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平民县设县之始末

陈凯华

民国十八年(1929)设立的陕西省平民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大致位于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以东和山西省永济市以西的范围之内，在明清民国时期大荔县以东沿黄河西岸还设有朝邑县，该县于1958年撤销并入今大荔县。故平民县实际上位于朝邑和永济(蒲州及后来蒲州府治)两县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50年，平民县即裁撤并入朝邑县，因而该县存在的历史前后不过21年。平民县的范围即分布在当时朝、永两县之间的黄河两岸，形象称之可谓“跨河县”。

一、河道变迁民生艰

黄河自龙门湍流南下，至撞关一带并渭河汇入，朝、永两县所夹一段河道即属其中，历史上这里便时而暴涨泛滥，屡经变迁。在如此环境变动的背景下，当地流传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正是此间地方社会民众相应认识的真实写照。据民国《平民县志》记载：

黄河在明代隆庆四年(1570 ),河大涨滋，竟然东移到紧靠今朝邑镇东，原来在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反而在河东岸;民国八、九(1919,1920 )年后，又渐次东彼，渐彼渐近;今则傍城流矣。

这里提供作为河道变迁参照物的所谓“关”，正指当时平民县治大庆关城，也就是当地所称的“旧大庆关”。按此志的说法，似乎可以认为该城自隆庆四年“移”于河东之后，便一直保持到民国编修《平民县志》时依然如此。与旧大庆关相应，在“隆庆改道”之后黄河西岸又逐渐形成一处集镇，故称“新大庆关”;至康熙时，新、旧大庆关已并称县东二镇。而原本设在旧大庆关的巡检司和税课局亦被移于新大庆关，后者同时又是朝邑县以东一处重要的黄河渡口，为当时东西往来于秦晋之间的通关要津所在。

事实上，以大庆关为参照，黄河河道在朝、永两县之间的“摆动”远比民国《平民县志》的记载要复杂，总之，诸多研究所表明的一个事实是，明清以来的黄河小北干流段河道，特别是朝、永二县所夹的部分，东西向摆动频繁，自然变迁剧烈。

二、设县意在争滩地

民国十七年末、十八(1929）年初之际，陕西省政府呈文南京国民政府，因黄河滩地众多，请求在朝邑县以东黄河滩地一带设立平民县，并以黄河东岸的旧大庆关为县城。很快，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批准设立平民县的建议，此间过程似乎并未有太多的曲折，一切都进展的比较“顺利”。但是随后，山西省政府多次急电告中央政府，请求暂缓设立平民县。说山西设县派军，严重“有碍晋政”。然而，山西的强烈反对，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陕西的进度。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平民县不仅顺利设立，而且县治就定在河东的大庆关城内。而山陕两省的界线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动，河西新淤之地全部归属于陕西，成为平民县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历来河道变迁则伴随着沿河两岸争夺河滩之地，一般而言，“争界”的发生意味着原属本方的土地因为河道的变动，而成为“对岸之地”，若以河定界论，这更意味着地权的易手，显然跨河争地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激烈的纠纷往往涉及人命，因此官方或民间很快又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节妥协，这样一来，多会诞生一条新的界线，两岸民众生活又重新走上“相安无事”的轨道，但同时又开始“等待”进入下一次河道变迁所可能引起的纠纷之中。

民国平民县设立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在新一轮滩地争夺中占得主动。对此，后来编修的民国《平民县志》直言不讳，其曰:

滩地则自大河西徙至今，为秦晋交涉之一大问题，上峰设县意在于斯，故不得不列为专门，以俟有志者之竟成。

陕方以设立平民县的方式，来推动分割滩地向有利于己方发展。

三、县城竟入黄河底

平民县在河东之地共有八村，分别是大庆关北街、正街、南街三村和古家寨、东郝家庄、西郝家庄、王家庄、严家庄。事实上，明清之际的大庆关早有设城之制，然而多因河道摆动、水患殃及，致使城垣等皆“漫为丘阜”。追到平民县设立，县城大庆关不得不以“整合”三村的形式，草筑土城以符规制。

至于城内公署行政机构，据《平民县志》载，

十八年设县之议定，县长李抱冬将关帝庙而损益之，颇壮观瞻，有大门、有仪门，就享殿为大堂，大堂内东、西侧为行政会议之所，内署在大堂东偏，各科在大堂西偏，狱在仪门外西侧，而公安局列于大门内焉。

此时黄河河道就在县城西门外，而其摆动趋势正是不断向东移动。据新修《大荔县志》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黄河东流永济故道，老大庆关陷入河心。可见，大庆关作为县城不久即遭黄河水覆之灾，难以为治。无奈之下，民国二十五年(1936)，政府将县城迁往河西的平民镇，即今日大荔县之平民乡驻地。对于平民镇设立为治的前后变化，建国初年的调查报告曾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其曰:

本镇在民国23年至24年原为一片大沙滩，仅有王先进在此摆纸烟摊、烧茶，付玉珍等两户卖零食的;李宗元等17户农民租种本县坡上在此土地，领的荒地，连年黄河发水，庄稼有种无收，一遇利风，黄沙照天，对面看不见人，白天挖好吃水的沙井，一夜西北风，沙将井就平满了。当时群众生活困难已极，吃糠菜，冬季讨饭、卖柴草维持生活。至民国25年，原在古大庆关之伪平民县政府及学校机关，因黄河21年至”年连发大水，迁移此地，招民领基，建筑街道，设盖街房，成立集会，山西各地群众相继在本镇经商的140余户。

这基本反映了平民县民国二十五年迁治的过程，以及新县城受此影响前后发生的变化。此后直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该镇才修筑了用来防水的“土城”。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后，该镇改为朝邑县平民乡，后又成为大荔县平民乡(镇)，直至今日。由于平民乡驻地距离黄河河道尚有一定距离，故即使在1958年修筑三门峡水库时，这里也没有受到被淹没的影响，而河西岸的新大庆关却不幸成为水库水位之下的地点，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至于河东大庆关在经受了民国时期河道连年东徙、平民迁治河西以及沦为敌占区的多重打击下，最终没能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往日的规模，亦于1958湮没于水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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